返回首页
当前位置: 评论研究

萧军论

时间:2011-03-01 06:49来源:萧军纪念馆 作者:张毓茂 点击:
  

 

 

三十年代,国难当头,抗日怒潮席卷全国。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东北作家群”崛起文坛。萧军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之一。
萧军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从第一篇作品开始,就面向生活真实揭露人吃人的黑暗社会,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罪行,深切同情人民的痛苦和不幸。别林斯基曾说:“诗人是社会、时代和人类感官的代表,他的痛苦和欢乐深深地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萧军正是如此,他的不少作品简直是蘸着血和泪写出来的,凝聚着作家最深沉的爱和恨。他的第一篇小说《懦…》就是声讨封建军阀象野兽一样残杀士兵。那颗血迹模糊沾满泥土的头颅,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带血的头在萧军眼前滚动着,滚动着…萧军的痛苦和愤怒实在无法遏制。他要控诉,要抗议,要大声地向社会呼喊…就这样,他拿起了笔。这时,他根本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作家。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跋涉》,展示了殖民地大都市人吃人的黑暗恐怖的景象。这里有烈士的女儿被饥寒逼到绝境不得不去卖淫,有年轻的母亲由于穷困忍痛舍弃婴儿(《孤雏》);有衰弱的老人为了糊口沿街在寒风中挣扎(《这是常有的事》);有平白无故被当作强盗捉进监牢中的工人(《下等人》)……与大众的苦难人群相对立的,是那些“脂肪充肥得如猪一般”的帝国主义老爷太太,贪婪无比的资本家,残暴专横的警察官吏,横行肆虐的流氓打手……萧军以强烈憎恨的感情去勾勒这些吃人者的丑恶形象。他又仿佛把我们带进那些阴暗、潮湿、发霉的贫民窟里,并且让我们从这里去遥望剥削者的高楼大厦:“楼房全部涂着白的颜色。搭配着丛立的粗圆的白柱,你真的要疑惑‘那是什么堂殿,或是什么王的宫’,这是上等人宴会的地方,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下等人》)尽管萧军当时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入世不久,但他在第一部集子里就如此有力地揭示了阶级的压迫是人民大众的苦难渊薮。如果说写《跋涉》时萧军的笔力还不够遒劲雄健,他还局限于从狭窄的都市里弄中去看下层人民的苦难和上层剥削者的罪恶。那么,在《八月的乡村》中,则展现出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无边的灾难景象。日本侵略者妄图以火与剑的残酷手段把东北人民征服在血泪中。小说没有回避这残酷的生活真实,勇敢地正视淋漓的鲜血。在读者眼前展开的现实图景确如鲁迅所说是“鲜红”的一片。
“……在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滩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女人生前因为劳动变粗了的手指,深深地,深深地探入地面去。”
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兽行,灭绝人性,惨不忍睹。许许多多的朴实、善良、辛勤的劳动者被敌人残害了;唐老疙瘩、李七嫂、刘大个子……直到李七嫂那个呀呀学语的婴儿,都不能幸免。孩子的小小颅骨碎片漂落在涧水中……。这些揭露敌人罪行的场景,不仅当年激起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强烈仇恨,就是在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它使我们永远记住帝国主义曾经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怎样惨重的浩劫。
尤其可贵的是,萧军的作品在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时,没有停留于事实的罗列,而以犀利的笔锋剖析了敌人暴行的阶级本质和社会根源。《八月的乡村》就是如此,它不但描写了日本兵松原太郎残杀婴儿、强 奸婴儿母亲李七嫂的禽兽行径,而且更把这个日本兵整个犯罪过程的内心活动,做了深刻入微地剖析。使人们清楚地看到,造成这种血腥惨剧决不单是日本兵士的个人罪孽,而是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作者在这里抨击的锋芒,决不仅仅指向一个松原太郎。松原这个小小的日本兵,不过是那庞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他是随着那整个战争机器的运转而动作的。小说形象地告诉人们,只有彻底摧毁帝国主义这部战争机器,中国人民才能解除灾难,获得胜利。作者以阶级分析的观点,揭穿了这部战争机器的“强大”“威武”的外壳,剖析了它虚弱的本质和致命的弱点,预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
在《八月的乡村》之后,萧军又出版了《羊》、《江上》、《十月十五日》、《绿叶的故事》等小说、散文、诗歌集子。过去在“批判”萧军的时候,有的同志曾断言,《八月的乡村》是萧军创作“顶点”,此后就“消极”,“倒退”,走下坡路了,认为在《羊》、《江上》等集子中“找不到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愤怒”,“描写一些应景的玩意、琐事”“都写得无血无肉的,没有憎没有恨,没有感情,没有力量,也只是以穷人去点缀点缀文学罢了。”一句话,脱离生活,“文思枯竭”,“缺乏战斗性”这种评断显然与实际不符,是极不公正的。实际上,这些作品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揭露和抨击,仍然是深刻有力的。如《职业》(《羊》)和《大连丸上》(《绿叶的故事》)就是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帝国主义残暴的殖民统治。《职业》中的失业者李和,为了谋生,由于偶然的机会被推荐到敌人“侦缉局”中当职员。小说通过李和的眼睛展示了这个屠场的惨景。作者看似客观地描绘,不做激烈的评述,但对敌人那种强烈的憎恨却深深地感染着读者。《大连丸上》实际只是一幅速写:一双青年夫妇逃离“满洲”,上船时受到敌伪军警野蛮地检查。敌人的淫威,恐怖的气氛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都使人深刻感受到‘亡国奴’的生活是何等悲惨!《樱花》(《羊》)描写一位英勇的爱国者,他在宴会上枪击日寇,几乎死在敌人的监狱里。可是当他终于回到关内未沦陷的祖国土地上时,他,这位抗日勇士却无法生活,流落街头,沦为乞丐了。而他的女儿丽丽,竟被迫堕落为娼妓。国民党反动政权就是这样对待爱国志士的,这在当时是屡见不鲜的。《樱花》中丽丽一家的命运概括了人民的苦难生活,是有着典型意义的。在中篇小说《鳏夫》中,萧军开始深入描绘农村中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这也是萧军创作上的新的开拓。在《跋涉》中萧军还未来得及接触这方面的题材,甚至在《八月的乡村》中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剖析也还是比较粗浅的。而《鳏夫》则从不同角度深入地揭露地主阶级的奸诈、残暴、贪婪的反动本质。于家地主父子两代把守林人金合敲骨吸髓地盘剥、压榨,金合的血汗、青春和希望,全被地主阶级攫夺了,而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入时,地主又认贼作父,成了无耻的汉奸……。应该说,萧军这时期作品所反映的仍然是当时社会的重大课题,决非“应景的玩意”。不错,和《八月的乡村》相比,那战斗的激情似乎不那么炽热、高昂,然而却更深沉更凝炼了!显示出作家对社会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索和更顽强地探求。在《江上》的《序》中,萧军坦率地倾述了自己在探索过程中的焦急心情。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发现更新的呢?”而在《十月十五日》的《前记》中,表达了他更加坚定的探索的决心。他要做一个创作上的探险者,“把自己的生命作测锤和标杆,使自己的一滴一滴流下来的血迹作后来者的路标。”
正是在这种对生活和创作的顽强探索的基础上,萧军开始撰写长篇小说《过去的年代》。这部巨作他写了十数年才完成。《过去的年代》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小说从凌河村写起,宛如徐徐展开的长长的画卷,在读者眼前出现“过去的年代”里那荒凉的山村,那高大阴森的地主庄园,其中盘踞着大地主杨洛中,他象一只贪婪凶恶的蜘蛛,不断收拢着盘剥农民的黑网。而那山村中许许多多低矮的茅屋里,被压榨的农民祖祖辈辈残喘着生活,过着极端贫困而又疲惫的日子。农民在不断地破产……不甘当牛马的青年农民(象刘元等)铤而走险,进入高山密林,拿起了武器;而那些汪大辫子一类驯顺者,却幻想逃亡他乡,另谋生路,从而进入了都市。于是,殖民地大都会的光怪陆离的景象纷纭错综地呈现出来:这里有森严的法庭,恐怖的监狱,豪华的公馆,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淫窟和钟声沉郁的洋人的教堂,也有阴暗狭窄的贫民里弄,劳动者栖息的酒店,隆隆机器声中童工们失神呆滞的目光……一边是繁华、喧嚣、纸醉金迷,灯红酒绿;另一边是饥饿、呻吟、死亡和愤怒的骚动。如果说《跋涉》等作品还只是反映了都市社会的几个侧面,撷取生活之流的几朵浪花,那么《过去的年代》却几乎描绘和剖析了构成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细胞。这时,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态度,不仅有诗人的火热激情和强烈愤懑,更有思想家的清醒和深邃,透过这诸多社会现象的描绘,我们清晰地看到作家的解剖刀的闪闪寒光。作家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剖析,恰中腠理,启人深思,使读者认清人民苦难的根源和社会腐朽的本质。
萧军的作品饱含着对祖国人民的赤子之情。他同情人民,热爱人民,歌颂人民。他虽然也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种自我表现的作品,但居于多数的却是以受侮辱受损害的下层人民为主人公。其中有农民、工人、士兵、妓女、乞丐、搬运夫、流浪汉、失业青年、拾煤渣的孩子……。在萧军的笔下,这些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贱民”虽然地位卑微,生活贫困,但一个个透过被扭曲的性格,仍然保留着宽厚善良的心地,勤劳朴质的品质。他们在非人的生活中互相体贴、关怀,渴望着过人的生活。《孤雏》中失业青年君绮,自己早已饥肠辘辘,随时都可能倒毙街头,但却千方百计帮助一个年轻母亲养活她的婴儿。《江上》描写老搬运夫孔春为着生活肩负着学生沉重的货包,顽强地同命运挣扎、搏斗。尽管生活把搬运夫象牲畜一样的折磨,但孔春到底是人,内心保持着人的美好情感。他对妻子充满了深沉的柔情;对孩子,甚至是别人的孩子,都满怀着作父亲的慈爱。野孩子冒儿眼从懂事时开始,所受到的全是侮辱和打骂,“侮辱和打骂锻炼成了他的灵魂的外壳”,但由于孔春夫妇收养了他,亲人般的温暖感化了他僵硬的灵魂的外壳。他为了给孔春妻子弄到治病的药钱,去煤厂弄煤,被抓住后脑袋冲下吊在电线杆上,而孔春也由于这个噩耗的震惊,连人同货包一起从高高的跳板上栽了下去……。然而劳动人民那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却并没有随之下落,而是迅速在人们心田中升华,闪射出耀眼的光芒。对于艺术创作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认为,是“人的一种道德活动”(《生活与美学》)。萧军正是从蓬首垢面、胼手胝足的劳动者身上,发掘美好的道德情操,并倾注了自己满腔的热情的。《这是常有的事》中那两个靠替人劈柈子为生的孤苦老人,在受伤后,受到的也是下层贫民的雇主的亲切照料和感人的关怀,以及老人退还多得的工钱的描写,都相当的生动、真实、感人,使人感到在那孤鼠遍地的冷酷的茫茫人海中,只有下层人民之间,才有互相关怀的诚挚感情。他们都有一颗火热的心……。从中,也显示出萧军同情人民,热爱人民以及高度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萧军不是象牙塔里高雅的艺术家。他是从社会底层的苦难生活中搏斗过来的。他不但熟悉和体验过劳动群众的非人贫困物质生活,而且也非常了解他们所受的精神奴役的创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阐明:“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旧中国,地主资产阶级不但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而且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劳动群众长期受到他们的精神的毒害和奴役,造成精神上的种种病态。鲁迅就是为了揭出人民群众这种精神的疾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弃医从文,奋斗一生。作为鲁迅的学生和战友,萧军也是这样做的。这恰如一位医生对于病人身上赘瘤开刀,是为了让他生活得更健康一样。从这里,也最能体现萧军对人民群众的同情、关怀和热爱。
首先,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灵魂的剖析,萧军写出了他们贫困饥寒的生活和受侮辱受压迫的地位。他们比较敏感,对现实不满,有反抗旧世界的要求,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面前,又往往徘徊动摇,缺乏坚强的斗争意志。他们之中的多数人是能够在斗争中克服自身的弱点,随着时代一起前进的,堕落下去不能自拔者,终究是少数。《过去的年代》中的焦本荣,《八月的乡村》中的萧明和安娜是属于前者,而《职业》中的李和则属于少数堕落者。焦本荣忠厚、正直、善良,也常常谈论改革社会的道理,但却长期游离在群众斗争之外。当爱民村群众同反动派当局进行激烈斗争时,他却沉溺在同林四姑娘的恋情中,甚至在学生领袖高天青的推动下,参加到反帝爱国的游行队伍中面对凶狠敌人时,他又想起了妻儿家室,一瞬间“他几乎晕眩了,战颤了,无力了……”然而他终于在群众的鼓舞下,经受住了血与火的考验,坚强起来。在他身上作家寄寓着革命的希望。比较起来,在《八月的乡村》中对萧明和安娜性格弱点的描绘,就更为真实深刻,萧明和安娜都很聪明、热情、能干,作战勇敢,积极工作,赢得了工农出身的革命队员的夸赞。这是他们积极的一面。可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他们大谈恋爱,引起许多队员的不满,造成了思想混乱。领导上为了维护革命纪律,消除不良影响,决定把他们两人分开。在个人利益和革命要求发生矛盾的时候,充分暴露出他们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弱点。安娜苦恼得酗酒胡闹,要求脱离革命队伍回上海去。司令陈柱批评她“这是自由行动,‘党’里不能允许的……”她竟然抗拒说:“为了我自己……我需要‘自由’!”萧明虽然表面上没有公开对抗,但却消极颓伤,沉溺于爱情的苦恼之中,放弃了领导的职责。小说实际上在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如果不来一番世界观的改造,不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大众打成一片,他就有被革命洪流淘汰的危险。在小说结尾处,萧明虽然还没有从苦闷中振作起来,但他表示服从同志们的决定,尊重工农出身的队员李三弟的领导,和大家一起行动,并没有象《毁灭》中的美谛克那样脱离革命行列当逃兵。小说预示着,象萧明这样不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在工农革命的洪流中,是能够被融合,被改造的,最后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从而显示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具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至于《职业》中的李和,他之所以彻底堕落而不能自拔,那是因为他不仅脱离群众的革命斗争,为了苟活残喘,寻觅饭碗,甚至到敌人的“侦缉局”中任职,帮同敌人审讯革命者,这条反革命道路终于毁灭了他。萧军是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剧烈分化的。
其次,对劳动群众的精神病态的解剖,萧军的笔锋也是犀利的。他深入分析了两类人物的精神病态。一类是游民无产者,一类是小私有者农民。属于前者的如杨三、林荣(《过去的年代》)、唐老疙瘩、刘大个子(《八月的乡村》)、金大梁(《五月的矿山》)……等等;而汪大辫子(《过去的年代》)、田老八(《八月的乡村》)、金合(《鳏夫》)等人物则属后者。在旧社会,游民无产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群,包括破产农民,失业市民,土匪,乞丐,娼妓……这是一个深受统治阶级思想毒害的动摇的阶层,毛 泽东同志曾指说,“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过去的年代》中的杨三,当过兵,赌过钱,同族中嫂嫂林四姑娘通奸,为此他杀了人,上山当了胡子。他也曾反抗地主和官府,他这一切都是为了个人的私欲和野心。所以,他反抗了一阵之后,在地主和官府的收买下,终于叛变投敌,成了官府镇压农民造反者的凶恶走狗。萧军写出了他的“很能勇敢奋斗”的性格,同时也淋漓尽致地展现他灵魂的阴暗面:剥削阶级出人头地、损人利己的腐朽意识深深毒害了他。这条敢于抗争的彪形大汉之所以堕落为地主的看门狗,并非由于官府的武力征服,倒是那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精神的奴役。那个流浪的鞋匠林荣,他拉着手风琴,给人们唱着慰安的流浪者的歌。他使那些终日劳动的疲惫的人们,从音乐中找到欢乐和寄托。可是他复杂的人生历史,使他失掉了乡民的朴质,思想上沾染了各种腐朽的旧意识。一旦当他有机会爬上去的时候,他就不惜巧取盘剥自己贫苦的阶级弟兄。他最后的沦落和毁灭,与其说是由于酒店的破产,不如说发财的希望幻灭后精神彻底崩溃所造成的,是剥削阶级腐朽的意识毁灭了他。从《八月的乡村》中的唐老疙瘩、刘大个子身上,也能看到杨三、林荣的影子。但时代不同了。唐老疙瘩也好,刘大个子也好,他们不再去当胡子,也没有背起手风琴去浪迹天涯,而是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队员。但萧军也痛惜地揭示出,旧意识的毒瘤如不彻底根除,他们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会同革命利益发生尖锐的冲突。在《五月的矿山》中,萧军就写了另一个唐老疙瘩式的人物——金大梁。他也沾染了浓厚的流氓习气,但在新社会的新生活中,由于党的教育和先进工人鲁东山的带动和帮助,他不断清除旧社会对自己的恶劣影响,成长为一个先进的工人。
比较起来,萧军对小私有者农民的精神病态的分析,就更为深刻。作为一个阶级,农民的个体生产方式决定了它的私有观念、散漫保守等弱点,因而也就无力抵御剥削阶级的思想侵蚀,造成了那种愚昧,麻木、冷漠、自欺自慰,逆来顺受等阿Q式的精神病态。鲁迅所痛心的国民性弱点,主要就是农民这种精神病态。鲁迅为了改造国民性,揭出痛苦,引起疗效,振奋民族自强,才弃医从文,并为此奋斗了一生。萧军继承了鲁迅这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精神。他描写和分析了汪大辫子、金合、田老八等阿Q式的落后农民。汪大辫子自私、怯懦、愚昧。他对杨洛中等剥削者的淫威,十分恐惧,对加给他的种种迫害,总是逆来顺受,忍受再忍受。他的妻子翠屏在他入狱后,忍无可忍,铤而走险,上了羊角山。他出狱后就赶忙追去,用哀求、眼泪把翠屏拉了回来,然后逃往大都市。在那里,他自然也活不下去,再逃回凌河村。在那个吃人的黑暗社会中,他逃来躲去,始终找不到出路。可是统治阶级的奴才道德毒害得他那般驯顺,不但自己不敢抗争,而对那些反抗压迫的战斗者,极力躲避,唯恐受到株连。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妻子,他却摆出丈夫、家长的架势,满足一下自己可怜的权势欲望。这个汪大辫子正是阿Q、小D的同龄人。而《鳏夫》中的金合则是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了。他被地主欺骗、奴役了十年,为地主看守山林,辛勤劳动,相信地主能为他娶妻成家。对剥削阶级的幻想,使他付出了自己的血汗、青春和爱情。这惨重的代价换得的却是侮辱和迫害。他的幻想终于破灭了,他甚至悲愤地发了疯。病愈后,他对地主绝望了,清醒了,他在精神上摆脱了地主阶级的羁縻。于是,他带着自己唯一的亲密旅伴——秃尾狗,离开了自己用血汗灌溉了十年的山林,向远方漂泊……。小说虽然这样结束了,但读者却不能不继续思索着金合今后的命运。我们有理由相信,金合不会再投奔一个新的地主,他会在摸索新生活之路,他已经开始觉醒了。这种觉醒,在《八月的乡村》中对田老八的描写,就更具体,更真实,更生动。使我们看到,即使落后的农民,在革命形势到来时,也是能够挣脱统治阶级的思想桎梏的。这就是鲁迅曾经坚信的,只要中国有革命,阿Q就会去投革命党。《八月的乡村》中的农民田老八,也是一个保守的小私有者,有着老婆、孩子和小块土地。当革命军经过他的村子附近,有些农民参加进去时,他的内心发生了强烈的骚动。夜里他怎么也睡不着了。日间革命队伍威武雄壮的阵容,深深的吸引了他。当然,田老八对革命的理解还夹杂“多么露脸”、“不算白活”等剥削阶级旧意识,但这是非常真实的。在三十年代东北许多农民也只能有这种“田老八式的革命畅想”,那是不可能一下子对革命认识得十分正确、分明的。不过,比辛亥革命时期阿Q式的革命要求确是前进多了。田老八所追求的参加抗日的革命队伍,“为国出力”、“打日本子”,而不是阿Q式的幻想跟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去抢元宝、搬宁式床、殴打小D和把吴妈搞来做老婆……。田老八虽然还只是在炕头上憧憬着革命,并没有真的参加进去。他还舍不得丢下年轻的老婆和幼小的孩子。他“自语的决定着——嗳!过几天再说吧!老婆太年青,太可爱!孩子们呢……太小……等日本子杀上头来的时候……再说吧!”通过对田老八内心世界深刻变化的剖析,让我们看到,所谓“等日本子杀上头来的时候”,也就是革命斗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田老八这样小私有者的农民,是能够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的。这,正表明了作家萧军对劳动群众的深刻理解,充分信任和殷切的期望,也正表明了萧军作品的高度的人民性。
萧军作品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斗争精神。他同情人民的不幸,但更着力歌颂人民的抗争。从第一部小说集《跋涉》开始,他就不断深入开掘人民底层压抑着的反抗火种。他写出了人民不屈的灵魂。即使在他们还没有找到明确的革命道路时,也在顽强地探索。《跋涉》中的《桃色的线》的主人公朗在发出“走向那里呢?”的怅惘的叹息后,另一主人公星却坚定地表示:“左不过是在地球子上滚吧!滚到哪里算到那里!地球子如果要不许我们滚时,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白相白相。”而《下等人》中,于四等受迫害的工人,并未被监狱酷刑所吓倒。他们拿起斧头,复仇雪恨,开始了自发的反抗。《职业》中的H君,《樱花》中丽丽的爸爸,《羊》中被囚禁的“我”,《大连丸上》被日伪军警粗暴检查的“我”……都是敢于抗争的革命者和爱国者的形象。特别是在几部长篇小说中,几乎塑造了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反抗者、革命者和建设者的英雄形象。其中既有参加义和团运动的老英雄井泉龙,民国初年造反农民海交、刘元(《过去的年代》)等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抗者,也有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共产主义战士。比如《八月的乡村》中的陈柱司令、铁鹰队长和抗日游击队员李三弟、崔长胜等就是新时期的英雄。在《五月的矿山》中,则描绘和歌颂了鲁东山、杨平山、艾秀春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英雄人物。象这样全面地塑造出不同历史时期英雄形象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并不多见的。
井泉龙是个老义和团义民。他勇敢豪放,乐观开朗,敢于蔑视统治者的权势,即使遭到地主恶霸和官府军警的残酷迫害,仍然铁骨铮铮,宁死不屈,使敌人为之丧胆。从他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那种反抗强暴的斗争传统。他简直就是一团燃烧着的熊熊烈火,发热,闪光,使人感到温暖和力量。和井泉龙相比,海交虽然也是旧世界的勇敢的叛逆者,但这个被封建势力逼得铤而走险的“亡命徒”,性格却更为深沉。他内心充满对剥削者的刻骨仇恨。表面看来,他心狠手辣,杀人越货,进行残忍的血的游戏。实际上对穷人和弟兄们是充满柔情的,只是由于看不见希望和出路,绝望的痛苦和对敌人的仇恨,扭曲了他的性格。萧军对他是同情的,但却并没有象评论家指责的那样,是什么“歌颂胡子精神”,而是写出了海交这类反抗者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刘元比海交年轻,是另一代人了。他的反抗精神丝毫不逊于海交,但他不甘心走海交走过的道路,但也决不与杨三之类同流合污——投降官府。他顽强地思索探求新的出路。他在弟兄们溃散后同宋七月离开了山林草莽,向更广阔的天地去探索了。当然新的历史时代尚未到来,他们暂时还不可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刘元等年轻的反抗者正是未来的“铁鹰队长”和“陈柱司令”。
历史,终于进入新的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八月的乡村》正是以雄浑、遒劲的笔勾勒出新时期的英雄群相。他们并不是什么神奇的超人和非凡的圣徒,而是同《过去的年代》中劳动者一样,有着扶犁的双手和质朴善良的心地……然而,时代不同了,中国大地上诞生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手中有了指导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切,使劳动人民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因此,当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行血腥统治时,这里世代聚居、耕耘、生息的和平人民,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硝烟炮火里,从家屋的废墟上,从亲人的尸体旁,站立起来,顽强地同敌人展开了浴血搏斗。而且,也正是在这血与火的冶炼中,这些平日被士大夫们视为愚夫愚妇的“贱民”们,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萧军真实地描绘出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们。比如铁鹰队长,他本来也同《过去的年代》中的海交和刘元一样,也是一个绿林人物,但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经过抗日的烽火的冶炼,逐渐变成一个成熟的革命干部了,他不但坚强如铁,雄猛如鹰,作战非常勇敢,而且善于团结,关怀同志,严格执行革命纪律,灵活机智地指挥队伍,有着远大的共产主义革命目标……这些共产主义战士的优秀品质,是海交、刘元等旧式反抗者不可企及的。他表面看来似乎也有一种不可亲近的阴冷,但这与海交那种变态心理不同,他虽然在危急关头准备处决严重违犯革命纪律的唐老疙瘩,可这一切是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为了争得最后的胜利。实际上,他对同志,对人民,是满怀着炽热的感情的。当萧明这个知识分子因为同安娜恋爱而引起队员们不满,遭到大家“冷嘲”时,铁鹰队长却格外关怀他,温暖他,恳切地开导他:“萧同志!一切要当心!斗争的时候,把斗争以外的事情,全忘掉了吧!这里不久一定会有敌人来的。”萧明被深深地感动了。他表示:“铁同志!我敬重你,一直到我死的时候。”铁鹰队长把萧明当作亲兄弟一般爱护,但又不是无原则地迁就和姑息,而是以革命斗争的伟大事业来激励他,使他振作起来。再比如鞋匠出身的革命队员李三弟。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他不过是投奔革命的一行人中普通的一员,但经过艰苦的锻炼后,他很快成长起来。在小说结尾处,当萧明陷于恋爱的苦闷而丧失领导能力时,李三弟挺身而出,把陷于混乱的战士们组织起来,主动积极地担负起领导的职责。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局势下,他是那样从容镇定,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做了周密全面的部署,既安排妥撤退的路数,也做了迎击敌人的充分准备,就连桀骜不驯、专爱挑刺的郑七点,也对李三弟的指挥才能心悦诚服,拍着大腿喊:“对——对——还是李老三,这才象个样儿,将来到东安我非举你作队长不可——”最后,李三弟果断地向战士们宣布决定:“就是这样,准备明天的吧!——‘《八月的乡村》就是以李三弟这个命令结束了全书。李三弟这样大批革命战士的觉醒和成熟,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壮大,已经彻底摆脱了上一代海交、刘元式的斗争的盲目性,有力地预示着革命必然胜利的前景。
还应该提到的是李七嫂的形象。她比《过去的年代》中的翠屏更为光彩夺目。她和翠屏一样,也是乡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妇,也是那么年轻、美丽、热情、泼辣。在自己丈夫去世后热烈地恋着唐老疙瘩这个勇敢、活泼的小伙子。但日本帝国主义者毁掉了她的生活和爱情,摔死了她的孩子,杀死了她的情人,奸污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和肉体都被深深地伤害了!痛苦和仇恨,已经把她逼到疯狂的边缘。然而,我们这美丽的大地的女儿,却象列夫·托尔斯泰讴歌的那株受伤的牛蒡花一样,坚强的挣扎着挺立起来了。她有着多么顽强的生命和茁壮的灵魂啊!小说对她被奸污后的描写,是非常激动从心的:
“她轻轻搔着地上的泥土,茫然的思索。就如飘浮在辽远海洋上面的一片秋叶。虽然风涛是平稳的,谁知道涯际在那里呢?如果要自杀,她爬过去,当然很容易就可以将步枪拿到手里。子弹也有。她试着使自己的身子翘到能坐起的地步,这样没有使她艰难。她又试着使自己的身子立起,这次却是失败的,重复又被跌倒在地上。腿是那样的不中用啊!软颤,抖动……。”
当她终于挣扎到情人唐老疙瘩的遗体旁时:
“她吻着那胸膛,用口唇温暖它。她知道不会将她吻活过来,再拿起步枪去和敌人交战。再和别的同志一般英勇……和那铁鹰队长一样英勇,和海涛一样,卷没了自己的敌人;也知道这是不会有希望了!但她还是满存着希望一般,吻着那个已经快僵冷了的尸身!‘睡吧!……孩子!睡着吧!妈妈好汉的孩子!这是多么好的地方啊!你埋在这里!你的同志们……会念着你……念着你……中国同胞也念着你的呀……不要忘了,用你的血和肉……在这里培长起这树林……!’
泪,湿着死人的胸,沾着活人的颊!这个王家堡子美丽的青年农民,被情人的眼泪埋葬了!”
就这样,这位痛苦不堪的女人,以情人的柔情和母性的悲悼,安葬了死者,然后拿起死者遗下的步枪,勇敢地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道路。这个新时代的女性,没有象翠屏那样受尽侮辱和折磨后,又不得不屈辱地返回凌河村,重返往昔那种苦难的岁月,而是找到了党,找到了革命集体。从党和同志中间获得了斗争的力量。
漫漫的历史长夜消失了,黎明终于到来——新中国诞生了!这正是萧军等老一辈革命文学家终生奋斗梦寐以求的。可悲的是萧军同志本人却仍然身处逆境。然而人民解放、革命胜利的巨大欢欣,使作家不顾个人的委屈,仍然满怀激情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新人塑像。他在《五月的矿山》中描绘和歌颂了鲁东山、杨平山、艾秀春等一大批开国初年的建设者,写出他们在饱经忧患之后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写出他们为奠定新生活而付出的艰辛劳动和流血牺牲,写出他们急剧变化的精神世界。比如鲁东山,他刚直、坦诚、粗犷,性如烈火,嫉恶如仇。在旧社会,他同千千万万的“煤黑子”一样,挣扎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当乌金市矿区刚刚解放,硝烟还未散尽,炮火还在前方震响,人们还多少有些疑惧的时候,他最先站到党的旗帜下,成为全矿区一面先进红旗。作为突击队的带头人,革命需要他团结更多的工人群众,他连金大梁那样沾染流氓习气的人也吸引过来加以改造;革命需要他到最危险的地方,他把生命置之度外第一个冲进去;革命需要他提高技术学习文化,他象孩子似的认真地吃力地去读书写字……它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简直没有他征服不了的困难。小说不单描写他的先进事迹,更深入开掘他的精神世界,真实感人地展现了他觉醒、成长的思想经历。你看,处在中国历史大变革的关键时刻的鲁东山,他喜悦、兴奋、甚至是如醉如痴,但又多少有些惶惑,生疏和疑虑,他不能不想,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吗?会不会是一个梦呢?是呀,从奴录一跃而变成主人,这无论是从心理状态还是生活习惯上,都须有一个适应变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奋斗,有成功,有欢乐,也有徘徊,有失误,有烦恼……。当他的合理化建议不被领导采纳时,他灰心失望过;他个人猛打猛冲,有时也脱离了群众,甚至遭到落后群众的咒骂;他为了工作无暇照料家庭,使患病的孩子未能及时治疗而死去……但有什么办法呢?鲁东山毕竟是尘寰当中的真实的活人,不是全智全能的神。他在迎接着,开拓着,创建着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生活,不但他自己从来未曾经历过,就是祖祖辈辈甚至中国几千年自有文字历史以来,也不曾出现过的新生活。他只有在探索、搏斗、劳动的实践当中,才能熟悉它,把握它,理解它,进而同它融然一体。这个过程也就在改变着自己,提高着自己,完善着自己,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小说细致入微地描写了这种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人感到鲁东山这个人物非常亲切、真实、生动。
小说中另一主人公杨平山,虽然同鲁东山一样热爱党,热爱新生活,但他却不象鲁东山那样火暴、粗犷。他憨厚、深沉、善良、温顺。在平静质朴的外表下,包容着炽热的激情和顽强的毅力。他迫切地要求参加到团和党的队伍中来。他屡次冒着生命的危险抢救国家财产,而事后丝毫也不张扬自己的英勇行为。他的谦逊几乎带着一种少女的羞怯。他爱恋着艾秀春,对这个和自己一样也是从深重的苦难中挣扎出来的姑娘,他爱得那么深沉、诚挚而火热。他和她在一起,虽然没有缠绵不尽的情话和尽情恣肆的爱抚,但只要拘谨地坐在一起呼吸着五月矿山里春夜的气息,他们的心就融解到一起了。小说以浓郁的抒情笔调,为这一对恋人——两个昔日拾煤骸的孩子,展望美好的明天:“他们和他们父母所生活的‘黑色年代’,已经绝了缘,那黑色年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杨平山和艾秀春他们正在金光四射,万花齐开、绿草连天……的时代的大草原上开始生活着、工作着。”杨平山正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开始的日子里那千千万万充满希望和理想的青年的典型。
和杨平山相比,艾秀春这个少女的形象,更能反映出新人的产生和成长。她虽然很年青,在殖民地社会中生活的日子也不长,但旧世界给她肉体和精神所造成的创伤是非常惨重的。日本强盗的大屠杀夺去了她父母的生命,而那个日本医生,不但把她当牛马一般驱使和奴役,并且为了发泄兽欲,残暴地蹂躏了她……。但艾秀春是坚强的!她有着一颗茁壮不屈的灵魂。小说写道:“艾秀春遭受了这迫害以后,当时她并没有哭泣——因为无人可哭诉——也没有企图去控诉,她知道到日本衙门去控诉日本人不独无用,而且还会自找倒霉,她也没想到自杀,她完全冷静,这冷静使那个作恶的日本医生全感到了吃惊。”然而,这种“冷静”,正是暴风雨到来前的沉寂。艾秀春终于“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枝手 枪,在一个白天她去寻找那个医生。当那个卑劣丑恶的矮小的日本医生开了门,惊愕地惶恐地望着这个穿着男装的女人,他似乎熟识又不熟识,就在这时,她把一梭五粒子弹全射向了他的身体,而后她丢了那手 枪,安然地走出来。当她正走出时,才听到了那个医生的妻子——一个干瘪的矮小女人——歇斯底里的哭咽声,但她并没有回头去望她……。”我觉得,这是很美的!简直是复仇女神的形象,更是对复仇雪耻的热烈赞颂,也正是鲁迅提倡的“勇往直前,肉搏强敌,以报仇雪恨。”鲁迅曾说:“报复,谁来裁判?”“自己裁判,自己执行;既没有上帝来主持,人便不妨以目偿头,也不妨以头偿目。”(《坟·杂记》)这种复仇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传统美德。它既体现在翠屏(《过去的年代》)和李七嫂(《八月的乡村》)身上,也体现在艾秀春身上。她们都是我们民族的不屈的勇敢的女儿。不过,翠屏和李七嫂都没有来得及望见胜利的曙光,就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艾秀春走过一段和他们相似的路,却比她们更幸运。她不但看到了胜利,而且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到创建社会主义新生活的行列—当上了人民的医务工作者。她,既医治创伤累累的祖国,也医治着自己创伤累累的灵魂。小说感人至深地描绘这个美丽少女的内心变化和茁壮成长;艾秀春终于从一个自发的个人反抗者,成长为自觉的革命战士。文化的局限,业务的生疏,工作的繁重,以及领导她的那个医生的别有用心的刁难和纠缠……都阻挡不了她向新生活迈进,她简直象一株闪光的白杨,冲开丛生的荆棘和纠缠的枯藤,生气勃勃地伸向蔚蓝的天空。当然,萧军没有把生活简单化,也更没有把艾秀春的成长简单化。在她走向新生活的开头几步,她就受到更严重的考验。她从小就患难与共而今即将结婚的爱人——杨平山在矿山事故中遇难了!这对艾秀春是一个惨重的打击,她终于病倒了。但党、人民和新的战斗的生活给了她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她从极度的痛苦中站立起来,以惊人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杨平山的工作精神,完成烈士的未竟事业。她被选为劳模代表,“出席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所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首都参加那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个五一节庆祝大会。”小说结尾处,描写劳模代表乘车赴京,车过烈士杨平山墓边时代表们难以言说的激动心情。小说在这里没有用更多的笔墨渲梁人物的激动心绪,而是再一次响起了《人民的红五月》的动人歌声……此情此景,连鲁东山那样的铁铮铮的硬汉都“转过脸去偷偷的哭了”,而艾秀春却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克制住了自己。小说在这里写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涓涓细流一旦汇入沧海,就将波涛浩瀚,永不枯竭。个人,即使象艾秀春这样弱小的少女,当她个人的思想感情同革命人民的精神海洋融然无间时,就会有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无论怎样巨大的生活风暴,也不能把她摧垮!这里,强烈体现出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或者用萧军同志的话来说:大勇者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了萧军的作品,可以说,是萧军作品的主旋律。
在艺术上,萧军的作品也有着鲜明的特色。首先,它以浓郁的乡土色彩强烈地吸引着读者。萧军在东北沦陷后的抗日烽火中走上文坛的。他对故乡怀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他在《绿叶的故事》的《序》中说:“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际的雪原,我爱那高得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涛沫似的牛羊群,更是那些彪悍爽直的人民……虽然那雪和风会象刀似的刮着我们的脸,裂着我们的皮肤……但是我爱他们,我离开他们我的灵魂感到了寂寞!”因此,在作品中,萧军满怀赤子的深情描绘着沦陷在敌人铁蹄下的故乡山河,回味着往昔岁月的生活情景和风俗人情:沃野,田畴,青山,溪水,一望无际的高粱地,蝈蝈吟鸣着茂草丛;在这中间生活、劳动和战斗着的乡亲们,是那样憨厚、辛勤而又勇敢,翻开书页,仿佛感受到田野吹来的清风,嗅到了扑鼻的泥土的芳香。请看:
“在空气里时时挟杂着飘送着各种粮食半成熟的香气。高梁啦!大豆啦……每年九月初,在田野上笑着的男人和女人,忙着工作着,大车上捆好高高的垛,牲口们在车停止着装载着的时候,纷忙地拾取地上的遗穗嚼食。人们并不恼怒。孩子们下面赤着脚,身上却披了过去冬天的棉袄,跑着,叫着,不经意地也许被锋利的‘高粱楂’划破了腿肚子。流血也是不管的,拾着红红的高粱穗,喂着自己所心爱的牲口……
今年是什么也不同了。田野上的庄稼,不被注意地留置着在。年轻的去参加了‘斗争’,着了疯狂一样,似乎正是所期待的……”
                                                         (《八月的乡村》)
类似的场景和情调在萧军作品中触目皆是。那田野上的笑声,那茅屋里升起的炊烟,那情人温柔的目光和母亲疲倦的催眠的歌吟,以及冬夜的驼铃,雪后的狩猎,秧歌的锣鼓,鸡鸣犬吠,娶亲养儿,供神祭祖……这一幅幅有着浓郁地方彩色和乡土情调的画面,情景交融,色彩绚丽,楚楚动人。同时,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多么深沉的乡愁和倾述不尽的“山河之痛”呵,它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土地的意念和热爱,激发人们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有着非常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萧军作品不仅获得国内读者的激赏,而且在国际上也引起注意。这正如鲁迅所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致陈烟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五二八页)
其次,在人物塑造上,萧军既能准确地把握人物性格特征,作速写式的勾勒,又善于精雕细绘,做细腻的心理刻划。而且常常把粗线条勾勒和精雕细绘,错落有致疏密相间地结合起来。这种特色,从第一部小说集《跋涉》中就表现出来了。其中活动着的人物: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工人,警察,乞丐,失业者,资本家……所有这些人物的外貌,都是粗粗几笔,是一幅幅速写,是一张张剪影。但对他(她)们的内心世界,却着力探索和剖析。如《桃色的线》中困居小旅馆中以卖稿为生的星的内心的忧愁;《孤雏》中君绮同情朋友妻子不幸遭遇又无力帮助的痛苦心情,甚至君绮长街漫游中进行创作构思的紧张心理状态……萧军都做了细腻地描绘。又如《下等人》中那个以陷害工人来升官发财的警察王国权的卑鄙狠毒的性格,也是用内心独白来暴露的。他在害了无辜工人于四之后升了官,但贪欲和野心更炽热了!小说是这样描写的:“一个快近十二时的夜里。国权,袖着一只****,在漫然向归家的途中巡行着。他想:说不定也许能再碰到一桩比起于四那件更幸运,更容易的事来。眼看是可以买部小汽车——即是廉价一些儿的也可将就——红梅,那女人,是多么浪……烧的一口好鸦片烟,时调,京戏……全唱得来,并且那白嫩的颤动的肥股根……”尽管没有细致的肖像描写,读者也清晰地看到这个恶棍是何等卑鄙而又贪婪,把他的丑恶灵魂淋漓尽致暴露出来了。
在《八月的乡村》等作品中,这种刻画人物的艺术手法就运用得更娴熟了。比如对铁鹰对长、李三弟、萧明、陈柱司令……都只是抓住外貌的主要特征,做粗线条的勾勒。铁鹰队长不过有一双“猛鸷象鹰一样的眼睛”,“胡子蓬蓬地、腮上颊下和唇部的四周都有”;李三弟呢,是“头发浓密密地压着那不广阔的前额,而眉毛似两条不蠕动的毛虫” ……有的就更简略,唐老疙瘩只强调了“浓密黑黑的头发”,陈柱的“厚嘴唇”,萧明的“小白脸” ……,不过如此而已。但对人物心灵深处却进行着有力的开掘。从《八月的乡村》一开始,描写萧明率领一行六人投奔革命队伍时,就深入地展现刘大个子、小红脸等人物的精神世界,特别是对小红脸的心理描绘尤为细腻。
他默默地想着太平的日子。什么时候他再可以自由地咬着烟袋去耕地?是不是马上就可来的?那个神秘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将欺负过他的人们,和硬占了他底田地的日本人,杀得一个不剩?他的老婆可以不再挨饿了吗?孩子们呢,可以同有钱的孩子一样,到学堂去念书,不再到铁道附近拾煤渣……。
这里,作家将笔触直接伸进人物的内心深处,生动地描绘出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参加革命时的复杂细腻的心理状态。他仇恨日本侵略者,坚决要消灭他们,而这种战斗要求又同改变自己的贫苦生活地位紧紧结合着的。那么,将来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呢?他又很模糊,便不由得依恋那种“自由地咬着烟袋去耕地”式的小生产者所向往的“太平日子”。小说把处于特定环境中的农民的精神面貌刻划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对翠屏的心理剖析。她聪明、大胆、泼辣,不甘心屈服于恶势力的压迫。她身上有一种足令统治阶级恐惧的“野性”。这,是劳动人民的本能的反抗精神。她遭受那么多难以言说的迫害和侮辱。她申诉,挣扎,呼号,反抗,甚至上了羊角山去当女胡子……然而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她的反抗是不可能得到出路的。《过去的年代》在描写了这一切经历之后,真实地展现了这个劳动妇女的疲惫的灵魂。
翠屏并不想有灯光,她恐怕灯光会使她烦恼,不安……她望着那遥远的天星,天星之中那北斗七星是她所熟悉的,她在凌河村,在羊角山,在孩童时期的家中……这些星们就陪伴着她。她虽然经过了这些恶梦似的波折,可是这些星们却是冷然地永远一般地悬在那里。……翠屏自小对于神仙故事是冷淡的,她不善于空想和幻想,她只愿从辛勤的劳作中获得快乐——也不兴趣于空想和幻想——偶然到来的幸福,凡是不属于她本分以内应得的,她不珍视它们,属于自己应有的,她也不愿失掉它们……可是她如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一切了:凌河村的家,羊角山刘元和半截塔以及某些‘绺子’上人们那可珍贵的友谊、孩子、丈夫……连那永生小客店后院半间小木房……全失掉了,最后连自己生命几乎失掉了。
就是在这种灵魂极度疲惫不堪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卜牧师用精神鸦片­——宗教迷信来欺骗她,麻痹她,毒害她。她确曾惶惑过,昏迷过,屈服过,但她最后还是觉醒了,挣脱了宗教迷信的羁縻。她比祥林嫂对阴司地府的怀疑更有力——她猛然摈弃了卜牧师那一套精神鸦片,恢复了她的“野性” ……萧军对这个劳动妇女内心的苦难历程表现得极为曲折尽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此外,对萧明、安娜、李七嫂(《八月的乡村》);井泉龙、林青、刘元(《过去的年代》);艾秀春、杨平山(《五月的矿山》)等不同性格的人物都有这样细腻的心理描绘。因此,可以说,萧军的作品既对人物做剪影式的速写和鸟瞰式的观照,又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开掘。一方面简直是一幅幅线条粗犷奔放,劲健有力的木炭画,另一方面又宛如放大的特写镜头,线条又是那样细腻柔和,真是笔笔有神。由于这两方面的巧妙结合,使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其三,萧军作品的风格极为质朴刚健,粗犷有力,不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杂文、诗歌,都充溢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力量,在奔突,在冲击,在跳跃!它不禁使人联想起珂勒惠支的版画。它们都是那么质朴、雄浑,刚劲,可以说是“力”的艺术。凡是作品中赞美和讴歌的正面人物,没有不是强有力的大勇者。其中有义和团时代的老义士井泉龙,银须飘飘,笑声琅琅,目光炯炯,一生不向强权低眉,始终勇猛进击;而海交这个被旧世界逼上梁山的草莽好汉。抱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精神,勇猛地搏斗,即使是死,也死得有力,痛快,利索,象雄壮乐曲的戛然而止,象巨大的流星倏忽而逝,给人心灵以强烈震撼;还有那个年轻的造反者刘元,他虽然还没有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但却顽强地探索。他鄙弃杨三向官府投降的叛变行径,也不甘心重复海交那种盲目冲闯的旧路。萧军展现了这个青年抗争者的惊人的毅力,真象鲁迅说的那样:“纠缠如毒蛇,二六时中,没有已时”,仿佛“见有什么象毒蛇似的在尸体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华盖集·杂感》)这种力量体现在刘元身上,也体现在海交、井泉龙的形象中,显示出旧世界在这种奔腾的力量的冲击下,其根基已在动摇崩裂……。至于《八月的乡村》的人物,虽然不过是几十个人的游击队,但他们那种革命气势和精神力量,却如大海般奔腾,烈火般燃烧,有如一群勇敢的鼓手,鼓舞同行,激励群众,去战取胜利,去面对理想的霞光……当然,萧军作品中也不乏契诃夫笔底那种苦难的人群,灰色的小市民,懦弱的知识分子,愚昧麻木的小生产者农民……。契诃夫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来描写这一切,解决这一切,因此他的作品的风格是亲切的、温和的、感伤的,充满着“淡淡的哀愁”。而萧军的作品则不同,他是从谋求人民大众获得解放的强有力的革命立场出发,通过揭出他们的精神病态来抨击旧世界,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人,不能在奴役下生活,不能象猪一样生活,应该根除驯顺、怯弱、忍从等精神劣根性,变得强壮有力,变成生活的主人。比如对汪大辫子这个小生产者农民的各种精神病态的剖析,就深刻入微,充分体现出作家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愤心情。而对看林人金合(《鳏夫》)的觉醒、出走和田老八(《八月的乡村》)向往革命时的内心剧烈骚动,作家又充满了热烈的期待……因此,即使描写灰色的小人物们的贫穷、黯淡、平凡的生活,萧军的作品也显示出一种坚定、明晰、有力的风格。
这种有力的艺术风格更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概括和开掘方面。如果说写作《跋涉》时期,作者的目光还没有超出下层市民和穷困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子,那么,在写作《八月的乡村》时期,就有明显地突破了。这时作者已经走出了狭窄阴暗的都市里弄,放眼山川,极目沙场,大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于是,作者在我们眼前展现出一幅幅动人的图画:有篝火跳跃悲歌四起的游击队露营的剪影;有穿越丛山密林的急行军;有血肉横飞、战马嘶鸣的撕杀搏斗;有红旗低垂山川呜咽,埋葬死难烈士的漫漫秋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人民的悲哀、愤怒、斗争,清晰地感触到时代的脉膊的巨大跃动。鲁迅在评论《毁灭》和《铁流》时曾说:“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是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把这话移来评价萧军作品的风格,也许差可近似。萧军的长篇巨制《过去的年代》中,更进一步体现出萧军概括生活的磅礴气势和宏大的魄力。这里几乎把清末民初时期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纵横交错地展现出来:从东北农村缩影凌河村,到繁华喧嚣的半殖民地的大都市长春;从豪华的地主庄园,阴森的官府监狱,到羊角山,青沙山等造反农民们活动的绿林基地,从宴宾楼上开埠局长的盛大宴会,到天河酒馆俄国情调的周末黄昏;从将军、官僚、富商们倚红偎翠纸醉金迷的荒淫生活,到流落街头的爱民村居民的请愿骚动;从巴图营子的联庄检阅,到饥民群的挨村讨粮;从博爱医院外国修女的传道,到永生小客店里匆匆过往的苦难的人群……作家真是胸中丘壑,气象万千,笔底波澜,奔腾澎湃。萧军作品那种粗犷有力的艺术风格在这里发展得更加丰富多彩了。而在《五月的矿山》中萧军的“力”的艺术,表现为更加敏锐,更加深遂,更加善于把握社会生活中的尖锐的重大课题。在革命文艺家中,萧军比较早在胜利的欢呼中看到官僚主义腐蚀革命肌体的危险,从而有力地揭出旧社会遗留的这种严重的弊病。他不是吞吞吐吐,而是大声疾呼,不是旁敲侧击,而是单刀直入,大胆地写出英雄的惨死,力图以鲜血擦亮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清醒起来,冷静地严肃地认识新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小说那种坚定的、尖锐的、深沉的格调,体现出掌握着真理的艺术家的罕见的勇气和力量,在当时曾经使多少自以为忠于革命的批评家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些杰出的作家虽然曾直面人生形成宏大沉郁的艺术风格,但在解放后有的作家却由于各种原因未能保持和发扬这种风格,反而追求一种轻浮的牧歌情调。与此相较,萧军始终保持着对于现实勇猛地突进,充满着磅礴的气势和敏锐的洞察力,特别是身处逆境,执笔为文,不失本色,这就更加弥足珍贵了。
选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分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