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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探萧军小说的创作风格

时间:2009-06-11 06:17来源:萧军纪念馆 作者:李文焕 徐波 点击:
  

  

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哈尔滨,一个满怀爱国义愤的知识青年,在报国无门、穷困潦倒之际,毅然拿起笔描绘人间的不平,抒发奴隶反抗的心声。这就是萧军走上文学创作的发端,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真实地写出沦为日寇统治下的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苦难生活,进而描绘出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成为受鲁迅先生器重、偏爱的青年作家。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风貌和格调,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作家的创作风格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主题及塑造人物、语言表达等艺术手法的各个方面,它是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特征的集中表现。作家的阶级立场、生活道路和性格特征是形成创作风格的基础。别林斯基在《论普希金》中说:“要着手研究一个诗人,首先就要在他的许多种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抓住他的个人性格的秘密,这就是只有他才有的那种精神特点”。萧军有自己独特的生活道路,形成了有别于其他作家的创作修改和艺术情趣。他既不是富豪世家的子弟,也不是书香门第的后裔。萧军少年时代是在挥拳抡棒、骑马打枪的军旅生涯中度过的。远在小学读书的时候他就随江湖艺人习武,十八岁到吉林陆军三十四团当骑兵,一年以后考入沈阳东北陆军讲武堂当炮兵,后来又到昌图陆军二十四旅当下级军官。这一系列的行伍生涯,使他成了一个体魄健壮、性格暴烈的骠悍军人,可是生活的现实却使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成了一个鼎鼎大名的作家,这种军人的生活,对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构成了他创作风格的基调。
抒发奴隶反抗的心声表现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萧军前期生活在苦难的旧中国,伴随着中国人民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推翻三座大山的艰苦斗争历程成长。这个勇于站在时代浪涛尖端的弄潮儿,总是用反抗的主题和粗犷、豪放的笔调描绘斗争的现实生活,抒发自己内心的激情,从而表现出桀骜不驯、顽强不屈的军人气质。
收在《跋涉》中表现小知识分子生活的《桃色的线》、《烛心》,就有着作家生活的影子。小说以·一八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哈尔滨为背景,描写了两个穷困潦倒的知识青年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靠卖文典当糊口,朝不保夕的生活使他们浪迹街头,挣扎在社会的底层。然而穷困并没有使他们低头,他们仍然要顽强地在地球上滚一滚,而且有机会他们还准备到另一个星体上去白相白相。他们身上除了几个月未剪头发是富余的以外,其他已一无所有。可是,当他们用卖掉衬衣的钱吃了一顿早饭以后,仍能慷慨地把所剩的几个铜元分给讨饭的孩……这两部小说真实地流露出作家对社会不平的积怨,排遣了内心郁结的愤懑。
但是萧军没有停留在表现小知识分子生活的范围以内,而是很快地跳出个人的圈子,面向广大社会,放眼劳动人民的苦难,发出了揭露阶级压迫和民族沦亡的呼喊。《孤雏》中那一对革命者的后代和那个爱国军人的悲惨遭遇,《这是常有的事》中那位年已花甲的劈拌老人被生活逼上绝路的情景,正是作家对旧社会、旧制度发出的抗议。《疯人》中,疯子的行动,正是对日本法西斯残酷统治的反抗;《下等人》中那些失业的工人们已经自发地聚集在一起,用他们的斧头准确地吻入上等人的头颅,从而表现了沦为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觉醒。
一九三四年萧军被迫离开东北,流亡到当时的国统区青岛。当他从大连丸轮船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心情是那样激动。他怀着鸟一般欢心,火一般的爱(《八月的乡村》附录)投入了祖国的怀抱。他感到了自由的可贵,高声呼喊:有谁不爱自由呢?一头苍蝇也爱自由的,有谁甘心作奴隶呢?可是当他看到国民党和反动军阀的腐败卖国政策时,他失望了。他感到一边是严肃的工作,另一边却是荒淫与无址。于是,他又抗争了。萧军怀着对沦陷故乡的眷恋之情写出了十多篇以反映东北人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其中有描写爱国知识分子从东北监狱逃回内地受到冷遇的《樱花》;有指责麻木不仁甘心作日寇走卒的民族败类的《职业》;也有表现劳动人民在贫病交加中痛苦呻吟的《羊》、《鳏夫》、《江上》等。当然,萧军在这一段时间里最有成就的作品还是《八月的乡村》。这是一部正面描写东北人民一支抗日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鲜血和生命抗击日寇、顽强战斗的小说。作品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东北人民不甘作亡国奴,决心为民族解放而英勇战斗的大无畏精神,深刻揭露了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八月的乡村》成功地描绘了一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艰苦斗争的事迹,塑造了一批从自发到自觉走上革命道路的普通战士形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顽强斗争精神。《八月的乡村》是一部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这里虽然有鲜血和眼泪,但绝无屈服和悲伤,而是充满了火样的激情和高昂的战斗意志。它一经问世便震动了中国社会,使生活远离大后方的中国人民耳目为之一新。使更多有良心的中华儿女觉醒。因此,鲁迅先生说它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书信集》887)并为它写序出书,向社会推荐。
一个作家总是从时代生活的激流中发现创作素材,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表现和讴歌时代精神,才能写出激动人心的作品。《八月的乡村》标志着萧军已不单是一个爱国者,而且是一个有着明确无产阶级意识的战士了。他在完成这部作品之后,又把反映东北人民斗争生活的镜头拉向更远的年代。他以鲜明的阶级观点和更加宏伟的斗争场面,描写了上一辈人同地主阶级、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势力作斗争的生动事迹。这就是作者用了十余年心血写完的《第三代》、这部八十余万字的长篇巨著以二十世纪作家的故乡――辽宁西部偏僻的山区凌河村为社会背景,广泛地描写了东北农民在旧军阀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和他们自发地反抗土豪劣绅的斗争画面。作家以细腻而深沉的笔触,描模出东北农民所特有的淳朴、爽朗、骠悍和倔强的性格,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顽强反抗意志的两代农民井泉龙、林青、刘元、翠屏等人的形象。萧军是一个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作家。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验大胆地描写了官逼民反、铤而走险、敢于同地主、官府对抗的胡子生活,歌颂了这些打土豪、除恶霸、闯荡江湖、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随着人物的活动,小说又写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生活,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给城市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抨击了一切帝国主义者披着慈善和宗教的外衣进行文化侵略的勾当。《第三代》虽不及《八月的乡村》那样热烈、火爆,但它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在艺术表现上都较后者更为完美、成熟。
    综观萧军早年的小说创作,可以清楚地看出作家广泛地描绘了东北各阶层人民的社会生活。贯穿这些作品的中心主题是立意在反抗。这是构成他创作风格的一个重要特征。萧军是走过了一条从自身困顿挣扎到放眼劳动人民苦难生活的反抗;从被压迫者的阶级反抗到作亡国奴要求自由的反抗,也就是从自发的个人反抗到自觉的阶级反抗的道路。他后来曾明确地说道:我从事文学写作的动机和主要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祖国的真正独立,民族的彻底解放,人民的真正翻身……”按着萧军创作脉络的发展,他本应继续写完具有同样主题的《战斗的年代》和《胜利的年代》,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作家未能如愿完成这个宏伟的计划。
鲜明的时代特征   浓厚的乡土气息
鲁迅说:创作总根于爱。萧军是东北土生土长的作家,他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在流亡关内期间,他始终不忘家乡的山水,真挚地热爱家乡的人民。作家在《绿叶的故事》序中说: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标的雪源;我爱那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那涛沫似的牛羊群,更爱那骠悍而爽直的人民……我离开他们我的灵魂感到了寂寞。的确,在萧军前期大量的作品中,从环境描写到人物塑造都熔铸了作家全部的爱和憎,描绘了东北的地理环境、时代风貌和风土人情,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八月的乡村》是以吉林东部长白山区农村为背景,作家满怀深情着力地描写了北国风光的壮丽和富饶:从那茂密挺拔的白桦林、纡曲谷底的山涧小溪,到那绊人脚踝的野藤和茅草垛成的低矮小屋,都活画出长白山区特有的风貌,宛如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作家描绘的东北秋天的景色尤其充实可爱:红高梁的穗头在空中摇曳,豆叶下的蝈蝈响亮地鸣叫,村头的小猪在泥沼里洗浴,狗的舌头软垂到嘴外,孩子们脱光了身子鼓着肚子到园子里大嘴啃吃偷来的黄瓜……呈现出东北农家一幅丰收在望的迷人景象。然而这么可爱的家乡却被日寇占领着,蹂躏着,更加激发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勇敢地拿起武器,把侵略者赶出东北。
《第三代》是以作家的出生地为背景,时间更早些,在格调上显得古老深沉些。那山峦突起的医巫闾山,山区冬夜的驼铃、冰雪覆盖的小凌河、结满冰霜的雪白树挂……都充分表现了辽西山区的风光。作家描写的风俗人情也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农民踏雪猎兔的奇景,蒙古族饥民吃大户的饥饿人流,有钱人家送葬的凄婉的唢呐声,乃至农村妇女接生婴儿的情景,都回荡着东北农村特有的乡情与里音。特别是小说中反复多次出现的林青老人伴着低沉哀怨的胡琴声唱出的民歌,如诉如泣,非常生动而感人。
呀呀咿哟!
你怨我,我怨谁?
人生好比那凌河的水,
流去不能回。
过去的年月不可追,
作错了事也不要悔。
悔也没有用,
追也追不回……
 
凌河水呀,东又东!
山坡上的草呀,
一年老了一年生,
一年更比一年青。
你家宝贵我贫穷,
富也不常富,
穷也不常穷,
太阳不在一家门前红……
这两两首纯朴、古老的民歌唱出了老一辈农民心中的压抑和辛酸,唱出了被压迫者对命运的不平,对前途的渺茫。如果说前一首歌是表达他们对生活的哲理,那么后一首则更具有申诉不平的反抗意识,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地区、民族和阶级的特色,深深地蕴藏着作家对故乡的怀恋与痛惜之情。
萧军在这部作品中还以完全相反的感情描写了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城市面貌。二十世纪初的长春,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型城市,充满了陈腐、污浊的气氛:三马路晏宾楼的酣歌豪饮,日本窑子发生的三米弦的怪叫,断腿军人殴打妻子的惨象,洋人教堂传出的勾魂的钟声,……这些都是殖民主义者给被压迫民族带来的斑斑伤痕。当然,作家也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们从爱民村居民抵制搬迁的请愿风潮中,从一九一五年市民们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中,看出了人民的觉醒,看出了坐在火山口上的反动军阀必然失败的前景。
文学创作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小说创作主要是描写人的活动。萧军笔下的人物形象除了表现出他们特定历史时代的阶级性以外,还写出了东北人特有的性格特征,——无论是从他们的穿着打扮,还是从他们的说话气质,都会看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辽西山区的农民,体魄骠悍,性格爽朗,在旧社会他们常常把到外边闯江湖的人看做英雄。当他们遇到杀亲之仇或受到不白之冤以后,为了报仇雪恨,往往要进山去当胡子。这是他们不甘心忍受阶级压迫的一种自发的反抗行动。这些所谓的胡子大部分都是苦大仇深的劳苦群众,因此当地的穷人对当胡子并没有恶感。《第三代》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胡子打土豪、抗官府的活动。作家没有回避这些人的愚昧、散漫和流寇习气等劣根性。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革命的;他们是东北穷苦农民反剥削、反压迫的自发斗争队伍。小说描写的海交帮,不仅是大地主杨洛中的死对头,而且是官府的隐患,老百姓却不断加入他们的队伍,使这支队伍在挫折和失败中又获得补充而壮大。
作品中的井泉龙和林青是作家描写的老一辈农民比较成功的形象。井泉龙是凌河村的活历史,他的一生经历了凌河两岸人民的苦难生活。他青年时代到过北京、天津,参加过义和团,打过洋人。这个见过世面的老农民成了凌河村穷人的主心骨,在大地主杨洛中强迫乡亲们为他护宅值夜和官兵无理逮捕林青、汪大辫子的时刻,他都临危不惧,挺身而出,据理抗争,以至惨遭毒打。他支持海交帮打击杨洛中的嚣张气焰,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大环子许配给胡子刘元。他是一个反抗阶级压迫的有觉悟的农民英雄。小说中的林青,是一个乐观而爽朗的老人。他青年时代去黑河淘过金,到长白山挖过人参。可是,穷困却始终缠绕着他。他两次遭难坐狱,当老伴哭着给他送行的时候,他却说:我平生不喜欢用眼泪赠送我。他还嘱咐女儿:要把孩子好好养起来,将来要象他英雄的爹爹一样。在狱中,他虽被敌人打瞎了一只眼,但却始终没有屈服。这个老农民虽然不像井泉龙那样锋芒毕露,但也是一个宁折不弯,见义勇为的硬汉子。作家在井泉龙和林青的身上,再现了东北人特有的骠悍、爽朗的气质和说打就捞的可爱的野性。他们的性格与处于同时代和同等社会地位的朱老忠(《红旗谱》)却有着不同的气质。虽然他们都有强烈的阶级爱憎,都有勇有谋,都讲义气,但生长于华北平原的朱老忠的性格核心是刚毅和敦厚。这是由于他们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形成的个人性格的差异性,也是他们的个性。
《第三代》对一些不觉悟农民的描写也很有特点。汪大辫子是其中着墨最多的一个。作品对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很有特色。他一出场,在外貌上便给人以强烈的东北农村的乡土之感:脚穿靰鞡头,头戴狐皮帽,帽耳不系扣,象个乌鸦翅……这是典型的东北农民打扮。他是一个勤劳而朴实的农民,但思想保守,总认为皇上留下的规矩不能变,因此头上还保留着一根大辫子。汪大辫子具有小农经济条件下固有的自私、贪财的弱点。他不敢反抗杨洛中,但有时也对不平的世道产生怀疑:皇上有什么用?大总统有什么用?……还要我们养活,连作官人家的狗也得我们养活着,世间的事真怪呢!其实无论是皇上还是大总统,对他都不及一只兔子感到亲切。他从监狱出来以后不敢上山当胡子,还软磨硬泡把老婆翠屏从胡子窝拖出来,带领全家去长春谋生路。可是像他这样软弱的穷人到哪里也摆脱不掉受欺压的命运,连他的下一代也不得不给日本人开的火柴厂当童工。最后,他还是被迫领着老婆孩子回到了凌河村,这个老实而善良的农民在东北农村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性格与生活在南方水乡养蚕的老通宝(《春蚕》),与身心麻木的闰土(《故乡》),与洞庭湖畔卖房买地的云甫叔(《丰收》),与生长在黄河流域的严志和(《红旗谱》),都有一定的共性。他们都具有勤劳、俭朴、忠厚、老实的品德,他们还具有固执、保守、委曲求全的性格。但我们从汪大辫子身上却能一眼就看出他是东北的乡巴佬,这是因为萧军笔下的这个形象有着非常明显的地方色彩,在《八月的乡村》也有类似的人物形象,我们从小红脸、唐老疙瘩和田老八等人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也怀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境界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类农民的影子。这些人物形象的身上都真实地体现了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农民的典型性格。
《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七嫂和《第三代》中的翠屏是两个很感人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纯朴、健壮的李七嫂是个年青的寡妇,她向往着有一个能挑家过日子的男人,但日本兵侵入王家堡子以后,她惨遭奸污,孩子也被摔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几乎使她变成傻子、疯子,可是当她看到情人唐老疙瘩被日寇枪杀的惨象以后,便毅然拿起步枪投奔革命的队伍,最后牺牲在抗击日寇的战场。翠屏是个聪明美丽而又能干的女性,但却嫁给了一个老实窝囊、胆小怕事的农民汪大辫子。官兵拘捕了她的丈夫,她没有哭哭啼啼,而是大骂地主杨洛中,要和他清算这笔血泪账。为了对付调戏她的警长,她准备了一把尖刀;当宋七月向她说明利害以后,她又果断地决定上山加入胡子的行列(这个大胆的行动看来很有些突然,其实作家也有着生活的依据,吉林省就出过一个女胡子——驼龙)。她不像汪大辫子那样看重钱,认为人不能让钱迷了心,因此她在穷日子中也能慷慨助人。她同丈夫来长春后又遇到种种不幸,但在生活的磨难中她却始终不低头,在她到教堂做女佣人时,曾幻想从宗教麻痹中寻找精神寄托,可是当她看透了洋人女教师的虚伪面孔并遭到白眼以后,他疑惑了,又反抗了。但这个人物到最后也没能找到正确的归宿。翠屏是一个大胆、泼辣、刚强、节烈的劳动妇女,是东北沃土上培植的一棵光彩夺目的明珠。她与祥林嫂那样的只相信命运,在忍耐中度过一生的南方女性是迥然不同的。
上面这些分析并非全面评价萧军作品中的人物,而是旨在说明他笔下的人物从外貌到内心所表现出的鲜明的地方特色。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人说萧军的作品有些野气。当时鲁迅先生曾给萧军写信说由我看来,大约北人直爽,而失之粗。南人文雅,而失之伪。粗自然比伪好这野气要不要故意改它呢?我看不要故意改(《鲁迅书信集》第772页)。我们认为这种野气正是萧军作品特有的东北乡土气息,鲁迅先生的评价是很恰当的。
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如其人。萧军性格爽朗,为人豁达,锋芒毕露,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具有粗犷、刚劲、潇洒、豪放的风格,呈现出他的独创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综观萧军的前期小说创作,在艺术表现上我们认为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点:
()散文化的手法,强烈的主观抒情成分。
我国古典小说传统的写法常常是按着生活的逻辑和时间的顺序,交待一个完整的情节,构成一个动人的故事。萧军早期的短篇小说往往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而是人物的大段抒情和议论。有的小说只撮取一些画面,如《桃色的线》;有的则主要是抒发一通人物内心的激情,如《疯人》。这些作品吸收了五四以来传入我国的西方小说的表现手法,通过回忆、感觉、联想、抒情等多种手段,发掘当时社会的阴影,披露作家内心的苦闷,抒发不平的心曲。萧军青年时代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是鲁迅先生的《野草》。这些感情充沛、慷慨激昂的散文不仅影响到他的思想,而且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萧军,深为家乡的沦亡而仇恨日本帝国主义;他为所见的社会贫富的悬殊而不平;为某些同胞的不觉悟而哀怨。这种种复杂的心情,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我们读他的小说时,常常感到除了作品描写的人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主人公在牵动着人物的活动,拨弄着读者的心弦。如同拜伦的长诗一样,有一个抒情主人公的脉搏在激烈地跳动。《疯人》是一篇三千多字的小说,主要是写一个疯子在大街头发泻一通对日寇统治的不满后被装上了白色的囚车。作品最后预示着疯人的队伍在扩大:闪着灰暗颜色眼光的疯人们,在一家百货店的窗壁下,又出现了两个……”这里没有多少情节,然而却饱含着作者对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的愤懑和仇恨。疯子并不疯,而是一个觉悟的人,他正像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不狂一样,是作家思想的真实表露。我们把这种笔法称之为意识流或心态小说笔法也未尝不可;但它只表现在当时社会条件下个人意识的觉醒,表达作者压抑、沉闷的感情,当然不及八十年代流行的这种创作手法的新颖和完美。《职业》和《羊》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手法,小说的就是主人公。这种笔法更便于直抒胸臆。《羊》的主人公是一个囚犯,他在狱中遇到了两个俄国孩子。原来,他俩要回祖国,因为上船时没有打票而遭拘捕。当和这两个孩子谈到俄国时,他俩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自豪的感情,说那里冬天有白的像银子那样的雪有莫斯科、有飞机、有大炮没有外国人管辖,什么外国人也不敢去那里管我们…”作家还写道:他俩背诵着托尔斯泰的《祖国》,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这时的是怎样地激动啊:我看着,我听着,我在冷静着自己的血流当他们读着普希金的《给保姆》时,我简直不能深藏下我的感动的泪!这分明是在抒发作家自己对作亡国奴的悲哀,对十月革命后独立自由的苏联的向往。
这种散文式的小说便于阐发作者内心的激情,从而感染读者,使读者的思想感情与作者发生共鸣,产生强烈的爱憎。但是,小说这种文学形式主要还是借助情节的发展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品的思想倾向的,如果抒情和议论的成分过多,读起来不吸引人,在客观上会破坏读者的兴趣,从而使作品的社会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二)粗犷、豪放的文笔、跳跃性的情节结构。
萧军的文笔正象他的性格一样粗犷而刚劲的,在他的作品中很少有软绵绵的东西,即使对爱情的描写,也是潇洒、明快的。例如小说《烛心》中春星和抉娜的爱情、《八月的乡村》李七嫂与唐老疙瘩的爱情、《第三代》中刘元与大环子的爱情,甚至杨三与四姑娘的偷情,也都是明朗的、火爆的。当然萧明与朝鲜族姑娘(《八月的乡村》)的恋爱由于特定人物的限制有点才子佳人的味道,但爱情的最后抉择也是当机立断的,——在残酷的斗争面前他们毅然枪毙了自己的爱情。
萧军自己谈到早年生活时曾说: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咳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可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性是我们共有的。(《萧红书简缉存注释录》第63页)在谈到他的风格时,曾比喻说萧红是一具小提琴,拉出的是小夜曲,而他自己则是用钢琴或管弦乐表演的奏鸣曲或交响乐。这个比方是很恰当的。萧军作品中充满了对旧世界黑暗丑恶势力的愤怒,饱蕴着对未来社会光明的渴求,因而感情奔放而豪迈,文笔粗犷而刚劲,甚至有时感情升腾到无可言状的程度而大量采用删节号。作品中又常常借用民歌民谣,糅合着作家自己的辛酸和血泪,写出了许多激动人心的诗意。如《凌河歌》、《松花江歌》、(《第三代》),都表现出在满山遍野大豆高梁的故乡长大的萧军,永远忘不了那衰老的爹娘的强烈而深厚的感情。
萧军这种粗犷的格调也表现在情节的剪裁上。他的小说类似现代电影的分镜头剧本,情节的跳跃性很大。《八月的乡村》共十四节,这些章节虽是一个整体,但又都可独立成章,因此鲁迅先生说它近乎短篇的连续。作品在故事的发展上显然舍弃了一些重要的情节。例如小说很少写到这支抗联队伍与敌人正面冲突的场面,也没有写陈柱司令统帅这支队伍的全部作战步署。《第三代》分三条线:凌河村、青沙山、长春城,情节的连续性更强一些,但也都可独立成章。在写法上也回避了一些重要的场面,如海交帮夜袭凌河村、攻打杨洛中围子的情形,杨三从青沙山叛逃的经过,官兵围剿青沙山的战斗,都写得很简略。这种笔法与《红旗谱》、《李自成》的写法是大相径庭的。梁斌着力描写了朱老巩大闹柳林朱志忠带头反割头税高蠡暴动等重大场面;姚雪垠侧重写了潼关南原大战谷城会商洛突围等惊心动魄的典型事件。他们都以描写重大的场面冲突见长。萧军这两部长篇小说的笔力都不在重大的场面上,而是在人物内心活动和生活细节的描写上。这两种不同的写法体现了作家不同的创作风格,只要运用,表达得好都可收到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从萧军的上述两部作品来看,似乎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这可能是作品成书的年代和作家把握生活的深度有一定关系。
(三)频繁细致的心理描写,画龙点睛的肖像刻画。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所喜爱使用的塑造人物的手法,有的擅于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突现鲜明的性格;有的长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勾勒立体感的形象等等。萧军则长于发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大段大段地反复抒写人物的意识、幻觉、联想、独白,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多外部特征模糊而内心世界丰富。例如《八月的乡村》对几个主要人物都作了心理描写。小红脸是在革命队伍里时刻想家的农村战士。作家几次写他的遐想:打跑了日本兵,老婆不挨饿了,孩子可以上学堂,不必去拣煤渣了,他也可以用手把着犁柄耕地了成功地再现了一个具有朴素的阶级觉悟的农民的意识。刘大个子却想着:革命来了,我还是我啊,还不如去那个绺子挂个,混二年,弄几千,到人不知道的地方一住,娶个小老婆,管他妈的日本兵走不走呢!活画出一个刚刚进入革命队伍的俘虏兵的思想状态。小说对李七嫂的心理描写更为突出:在孩子和情人被日寇杀死以后,她在投奔革命队伍的路上想了很多。她回忆了李七哥在世时的家庭生活,回忆了唐老疙瘩给予她的快乐,想到了革命军进村时陈司令的讲话,乡亲们的觉醒,甚至幻觉到自己拿起步枪和男人一样爬山岗,打日本兵这一大段的心理描写把李七嫂从一个无知的普通农家妇女到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革命战士的思想历程交待得清清楚楚。《第三代》对汪大辫子上山打猎的一段心理描写也很精彩:一路上,他看着雪地,想着猎获的野兔、狐狸,从而想到自己的狐皮帽,虽然天气冷也不能把帽耳扣严,不然呼出的热气会在狐皮上结冰,那就戴不了四十年啦。他想到自己的枪法,认为自己是凌河村数一数二的炮手,只有杨三跟自己比还差不多,不过打狐狸还不行;杨三还和寡妇生孩子。于是他又想到宋七月为什么对自己的老婆那么感兴趣,心理老犯嘀咕。这一连串心理描写入情入理,不仅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又交待了杨三、宋七月,引出了新的情节,推动了故事的发展。但是作品里有些心理描写则显得过分冗长、繁琐,使人读起来兴味索然。
萧军注重心理描写并不摒弃肖像的刻画。他的肖像描写往往是突出一点不及其余,常常收到画龙点睛之妙。比如,《八月的乡村》中对铁鹰队长的描写,只写他鼻子突出,眼睛深深地埋在眶子里;《第三代》中的老英雄井泉龙则是白须冉冉飘在胸前,甚至小红脸的小烟袋(《八月的乡村》)、林青的胡琴、汪大辫子的辫子(《第三代》),都构成了他们的性格特色,鲜明地点出了符合人物身份的外型特征。
作家的创作风格是多方面的因素形成的,同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鲁迅先生说:风格和情绪、倾向之类,不但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准风月谈·难得糊涂》)萧军不同作品的风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阅历的增加和生活的变迁,作家的创作风格上也有所变化。
萧军以他独特风格的小说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主题,倾诉了国土沦陷后三千万东北同胞的苦难与反抗,反映了东北人民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我们回顾他这些作品的时候,更加感到这笔精神财富的可贵。我们要把它们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予以珍视、热爱和研究,使它们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摘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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