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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柳青青访萧军

时间:2009-06-11 06:15来源:萧军纪念馆 作者:邢富君 点击:
  

 

 

北京什刹海北峰,临海的柳树正吐出新绿,率先渲染了春意,这是今年四月初的一天,我数着柳树打听到了鸦儿胡同,应约来这里拜访萧军同志。
对这位著名作家,我虽早已从他的作品里有了认识,却从未见过面。记得鲁迅当年致萧军的书信以及许广平所写的回忆文章里,都称萧军为关东大汉。因为这个缘故,也由于读他的作品留下的印象,我想象着萧军高大的身躯……。因此,一直到走进一幢破旧楼房(萧军送了它一个雅号——海北楼,他近年不少文章写于这里),踏上木楼梯时,我脑海里总浮动着一个关东大汉的身影……
可是,来到这位作家面前,抬眼的瞬间,我心中不禁有点惊讶:这是萧军吗?萧军原来是这样。他不过中等身量,一身蓝劳动服工装,裤子肥大,又越发衬短了他的身材。步态稳健,站、坐时两腿成八字形摆开、仿佛随时要保持站稳脚跟的姿势,沉静中透露着活力。使我蓦然想起他一幅舞剑的照片来。风雨人间七十多个春秋,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灰白,却很整齐,垂在并不宽阔的前额上,额下一双眼睛不大,很有神采。这是萧军,早年以《八月的乡村》驰名文坛,在文学之路上坚持半世纪之久的一位老作家。
生活与创作的追求
谈话从作家的一份自传说起,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写了一篇自传,由一位美国记者以英文发表,近年由美国汉学家《萧红评传》一书的作者葛浩文译成中文,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往往被自己笔下所创造的人物梗于心,对我而言,那些人物都是有血有肉,真真实实的人;我会完完全全地陶醉于自己所描写的景物和气氛中。说实在话,我发现我竟能被自己的一支秃笔所欺,这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至于我从事文艺工作的唯一目的,是想帮助那些受压迫的人们,使他们能从悲惨的命运中解脱出来。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推动萧军在文学之路上前进的巨大力量和他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创作热情。听我提及他四十年前写的自传,他说:
我做人也好,写作也好,第一为着求得中国的独立,完全的独立;第二是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三是求得人民的翻身;第四是求得能出现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
萧军开门见山,这样谈了他生活与创作的宗旨,从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受的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讲到帝国主义操纵下的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特别讲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到我们的心脏来了……。他所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国家完全独立民族解放了,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国家完全独立民族解放了,人民翻身,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制度。萧军说:在我有生以来,是为这个奋斗了,我做人,是这个样子、我的文章、任何时候的文章都根据这个而来的。
他的声调平静而深沉、无任何骄矜之意,却有一点欣慰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多革命作家一样,萧军是以为民族解放战斗的姿态从事文学创作的。他本来是行伍出身,从武学转到文学,这对于他所信仰的真理来说是一样的,不管是用枪来护卫,还是用笔来侍奉,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他以士兵的单纯的信仰执着地钻研文学,是深信它可以作为服务于革命斗争的一种武器,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萧军的创作以时代的灵魂,给了他的作品以不朽的生命。
“革命需要它”——《八月的乡村》
这样便谈到了《八月的乡村》——中国三十年代抗日文学作品。
·一八事变之后,萧军有过组织抗日义勇军的经历。但《八月的乡村》,却不是取材这段经历,萧军说:
《八月的乡村》的素材,主要来自盘石抗日义勇军第一军的斗争,这是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向我讲述第一军活动的是傅天飞,他是舒群同志的同学,亲身经历了第一军的斗争,他来哈尔滨联络工作时常来我家。他向我讲了盘石游击队的斗争情况。这是《八月的乡村》的取材。另一方面,我又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加以艺术改造,可以说是对东北沦陷后的现实的高度概括,我也没有专门写哪一军。我写这是代表他们的立场、方向。游击队打的是红旗,不是青天白日旗。其中的基本人物是工农,游击队一个领导者,队长萧明是知识分子,等到他因恋爱问题消沉、幻灭了,他领导的群众也起来了。基本主题是这个。对于其中那个地主王三,因为实在不能联合,他勾结日本人,和革命军是生死对头,而且杀了我们的人,那只好把他处死。这个,也不是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如实的描写。那是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今天回顾一下,创作的基本方向大致没有错。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作家去创作《八月的乡村》时,对于·一八后东北人民抗日斗争风起云涌的现实,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斗争中的领导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这是这部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因此,《八月的乡村》出版后,被评论为给了中国文坛一个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认为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奸,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
接着谈到《八月的乡村》的艺术处理。作者特别举出两个人物来——
一个是农民出身的游击队战士唐老疙瘩。他恋着村中一个寡妇李七嫂,游击队奉命转移时,他不愿跟游击队走了,枪也扔了。萧军说:按革命纪律来讲,铁鹰队长应当把他枪毙了。可是这样写,我犯了踌躇,我不愿意看见同志的子弹打进自己人的身子里去,是打死他,还是怎么办,这时敌人来进攻了。敌人来进攻时唐老疙瘩仍然跳起来去拿他的枪,被敌人打中,他死掉了,也就等于替代了革命纪律的执行。这个处理,我是进行了一番思索。
另一个人物是萧明,他同朝鲜姑娘安娜恋爱。作者说:两人都年轻,都是知识分子,互相发生了感情是人之常情。要在平常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时,是在游击队里,群众有意见司令陈只好让他们分开。萧军强调说:他们要恋爱,那时的环境不可能。我写了这个恋爱,又没让他们发展下去。革命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有些时候,在有些事情上就是要违背人情,严峻的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唐老疙瘩是那那么处理,萧明的恋爱是这么处理的。
唐老疙瘩的死和萧明的失恋,都表明了游击战争环境的残酷,这两个人物的艺术处理,对于我们认识《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很有启发。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高度重视现实生活本身对人物行动的推动力量,人物的命运,应当从现实生活找到最合理的解释和有力的依据,并非作者随意驱使自己的人物活动,《八月的乡村》所反映的斗争生活,作品所提供的典型环境,不容许唐老疙瘩逃避斗争,逃避就是灭亡,残酷的现实比铁鹰队长更能执行它本身的律令;它也不允许萧明与安娜的恋爱发展下去。而比起数不尽的残酷战斗,这对青年人被斩断的恋情,只不过是他们在这场民族存亡斗争中的菲薄的牺牲。《八月的乡村》中这两处艺术处理,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芒。
《八月的乡村》出版时,国民党政府正推行卖国投降政策,不准言抗日二字,当时的报刊,连东北沦陷·一八事变的字样也必须回避,由此可想见,《八月的乡村》这本抗日小说出版的意义。萧军回忆当时情形说:那时蒋介石有明文规定,言抗日者杀无赦。我是对准刺刀尖去的。当时有些人不敢这样。你不敢,我敢了,这一点就比你高明。他的声调里蕴藏着一种不可抑止的激情,那使他对准刺刀尖去的青春热血,现仍在这位老人的血管里回动着!我受了感染,禁不住称赞他当年的勇气,萧军轻轻地笑了什么勇气呀!有人管我叫亡命徒,说我是闯大运,老实讲,我那时只想,作品能让一个战斗者读到我就满足了。我有点实用主义,革命需要它,能达到目的就完,别的怎么样我不考虑,我写任何作品都是这样。
的确,革命需要它。批语家刘西渭当时就着重指出:《八月的乡村》来的正是时候,这里题旨的庄严和作者心情的严肃喝退我们的浮逸。他称这部作品是一种光荣的记录。历史未辜负这位作家献身的勇气与热情。
“这是一条路”——谈东北作家群
对东北作家群,萧军发表了重要的见解。他强调东北作家群形成的时代环境和作家的政治倾向,他说:
当初我和萧红是从哈尔滨经青岛到上海,在鲁迅先生领导下走上文坛的。这是一条路。这条路是我和萧红首先闯出来的,这之后,原来在哈尔滨的熟人,舒群、罗烽、白朗同志等都陆续来到上海,还有其他作家,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有十来个人。在创作上的共同倾向是以写抗日为主,不管直接写抗日,间接写抗日,这是一个特点,这也是当时时代的要求。
应该怎样评价东北作家群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呢?我问了一句。
重要的是政治地位。不是作品有多高的水准,还不能这样说。我们有中国现实,能对当时的民族解放尽过一定的力量,我认为就好,当然不隐瞒我们技术上的幼稚,你想创作不朽的作品,办不到。能不朽到什么程度,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时代、任务,现实条件不同,各有各的成就,一个作家能达到他的目的就得了。
从这段话,我再次感到,萧军对于自己的时代有强烈的使命感,他始终以战士的态度献身文学,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表达出民族解放的要求和为人民战斗的激情,这一点,提高了他的作品的时代意义。他并不着意在文学上追求不朽,他的作品,却作为时代的光荣的记录而流传了下来。从这位老作家的宝贵经验里,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战斗传统。
在艰难与逆境中
萧军的生涯,交织着艰难的奋斗和逆境中的考验。他早年流落哈尔滨,身无分文,三餐不继,同萧红一起开始了文学活动。萧红的散文《商市街》生动描写了这段生活。当我提及这部作品时,萧军说:那是我们生活的记录。他对萧红——六年共同生活的伴侣,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表示了他的怀念。又说:
我们两人的性格不同,萧红说我有一颗强盗的灵魂,我说,不错,我是有强盗的灵魂,要不这样你我都要同归于尽,我缺乏那种温良恭俭让的东西。如果我温良恭俭让,我也不会出版《八月的乡村》。
萧军的性格,在反对旧世界的斗争中闪耀过光彩,反对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说:人不经过一些考验不行,文化大革命中我说过,生死关头经过几次,人到这时候什么都不想了。我和萧红走出东北,在大连丸上,日本特务看我眼不顺,把我带了去,我吧嗒一想:完了。完了就完了。我是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要斗、斗垮了可以,你叫我俯首贴耳投降办不到。他还回忆了抗战时期,在武汉反抗过国民党的特务的绑架;在四川成都办《新民报》对于国民党特务要暗杀的恐吓,他公开回答:你随便来吧,资本我有脑袋一颗,咱来个两手换萧军爱用这个口头禅——“两手换!,意思是同敌人面对面,刀对刀交手,只要没斗垮还是干下去。在同敌人的斗争中,他的骨气够硬的。
他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来就知道逃不脱,被关押二年,劳动改造六年,他却是敢反那个潮流的。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有人喊:萧军你站起来!我不站,我为什么要站起来!他们说,你是牛鬼蛇神,我说,我不是,后来打我,打也不是。我讲过,我如果认为对的,都来反对我,我还是坚持;如果我错了,你就是一个人发现我错,我马上承认,决不含糊,也决不拖泥带水。讲到这里,他又回忆了一九四八年因《文化报》事件在东北受批来的情形,那时他是众矢之的,却令人惊奇的坦然。他说:那时我讲,你们只管斗,我不会少吃一碗饭,少睡一个小时觉。后来刘芝明对我也说,知道你不怕斗。可是,从此身处逆境(还一度被停止过供给关系,他靠妻子儿女的供给生活)。前后三十年,漫长而严峻的考验。他写小说,写京剧剧本,写历史故事……他准备在文学实在搞不下去时,学针灸行医,却从不对生活悲观(这是萧军的性格)。他始终坚信:
如果是一个人民所需要的作家,你是打不倒的,也是骂不怕的,你也诅咒不死的,也压不垮,淹没不了的。除非人民不需要你,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作家在逆境中,他的作品却在读者中间流传,难道不能有比这更巨大的慰籍和更有力的精神支持吗!
访问结束,我谢辞主人,沿着什刹海往回走。岸柳青青使我不禁触景生情,萧军来自底层,道路漫漫,山穷水复,他却以九死不悔的精神传奉文学,奋斗不息,在古稀之年又迎来了新的春天。他多么象这普通平凡,极富生命力的柳林啊!我又想到,鲁迅称萧军为关东大汉、也许正是指他典型北方人的气质而言吧!
                                                                                摘自《东北现代文学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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